灿烂年夜
新年的钟声还没有响起，村里的年炮已经噼啪炸响，那响声比往年要猛烈许多。我忍不住走到门外，只见远远近近的乡村上空已经是一片灿烂。
过去只有在城里才能看到的焰火，却不知在几时来到了乡村。高高低低的礼花盛开在高旷的夜空，抛开城市高楼大厦的羁绊，每一株焰火都在尽情地向夜空伸展，恣意地绽放出最美的身姿，无拘无束，奔放不羁。与闪烁着星光的夜空交相辉映，远远近近的村落上空演绎着焰火与星光的奏鸣曲。极目远望，好像过去那些过年的情景就寄放在这些闪烁的星辰里，只要你挥一下手指，它就会一一展演于你的面前。
一
在我还没有记事前，不知道年是怎么过的。只记得年走进我的记忆里时，是朴实而安静的。听不到炮仗声，看不见火红的春联，穿不上里外三新的衣服，吃不着名目繁多的美味佳肴。一双母亲手工做的百纳底布鞋，或者一件翻新的旧棉袄，一锅肉很少的大烩菜，可数的几块油饼，要是再能看上三天戏，这个年就已经非常好了。说到看戏，我就想到了舅家的小表弟。发生在小表弟身上的那件事，我当时觉得只是可笑，懂事之后，想来却觉得非常心酸。
那时过年，乡上提前从各队抽调有所谓艺术细胞的年轻人组成临时戏班，排演一些传统的剧目比如《梁秋燕》、《墙头记》，有时也从外面请戏班来唱。有戏看自然更能感受到年的氛围。四邻八村的人都会聚到乡上看戏，不大的剧场人流如潮。舅舅和姨妈家的大人娃娃也都过来看戏。中午歇场时，因为我家离得最近，他们都聚集到我家。中午饭是必须要准备的，却也真是难为母亲了。娘家一下来了十几口人，家里又没啥像样的吃喝，可母亲总得想办法让他们吃饱。记得母亲从叔家借来一碗榨完油的肉渣，和着剁碎的酸菜，蒸了几笼包子。舅家的小表弟七岁多，从第一笼吃到最后一笼，始终是嘴里吃一个，手里拿一个，眼看着鼓起的肚皮将身上那件破旧的小棉袄顶了起来。舅舅骂着不让他再吃了，他边哭边吃就是不撒手。因为要先紧着亲戚们吃完了，家里人才能吃，而小表弟吃得没完没了，眼看包子馅没了，我们心里很不高兴。母亲瞪了我们一眼，姐姐就赶快带我们向门外走去。只听身后哇的一声，小表弟吐了一摊。我们围过去，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。舅舅骂小表弟：“撑死你!不知道饥饱，饿死鬼转世的东西!”母亲从伙房过来抱着小表弟，轻轻揉他的肚子，呵斥着不让舅舅骂，眼里却流出了泪。这个场景虽然时隔多年，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，拂之不去。
即便如此，我们的年还是照样过得有滋有味。戏演几天，舅舅和姨妈家的人就在我家吃几天午饭。母亲的办法很多，哪怕是一碗黄米干饭就咸菜，也会做出年饭的味道来。舅舅和姨妈家的娃娃多，母亲年前就将我们穿过的衣服和布鞋清洗干净修补好，等到舅舅和姨妈带着表兄妹们来我家，母亲看见哪个娃娃的鞋露出脚趾头，或者衣服破了，就给他们换上。虽然家里条件很有限，可母亲想方设法帮衬着娘家的兄弟姐妹，因为她是老大。
后来，舅舅和姨妈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我家却因为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念书，日子怎么也缓不过劲儿来。父母的年龄也一天天大了。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，为了哥哥的婚事，到舅舅和姨妈家想借点儿钱周转一下。可是，从舅舅和姨妈家回来的母亲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哥哥埋怨了几句，母亲抹了一把泪，还是啥都没有说。后来我们问起母亲当时去借钱的细节，她总是说：“谁都难啊，他们也不容易。靠谁也不如靠自个儿，只要心里有劲儿，再苦的日子总有过完的时候，怕就怕在苦日子跟前儿心松了。”
的确是这样，年届八十的母亲，看着如今年夜饭的桌子越来越大，菜肴越来越多，心里的感慨也越来越多。
二
那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红漆炕桌，是我记忆中第一张摆放在炕上的桌子。只有家里来了客人，才会拿出来摆放茶水和饭菜，像什么宝贝似的。过年时，一家人围坐在周围，吃那摆放在小桌上的唯一一碗大烩菜。我们平时吃饭，或坐在炕沿，或蹲在地上，甚至是站着吃。另外有四个小炕桌大的一张炕桌，是给队里拣麦种时借过来的。这张桌子没有上过油漆，脏得看不到原木的颜色了，基本上是个废品，自从进了我家后，再没有出过我家的门，算是成了我家的物什。有了这张桌子，我们几个不再为争着用那张小炕桌写作业而吵闹，过年摆放在炕上也显得大气一些，毕竟年夜饭菜一年一年在增加。虽然它上面能摆下十碗菜，可当时只有两三碗菜可摆。
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那张小地桌。
那时能有一张地桌的家庭，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了。按照我家当时的条件，做不起地桌，因为没有钱买木料，怎么想也是空的。看到村里不少人家都有地桌，除了吃饭，用那样的桌子写作业比用小炕桌舒服多了。母亲过日子的心气高。父亲对家里的事不大过问，只管干好农活，其他事情由母亲决定。门前的那棵沙枣树，是我五六岁时跟着二哥到滩里挖猪菜时移回来的。当时只有两个手指头高，父亲帮我们栽在门口，用土坷垃围起来，冬天用麦草缠好，用泥巴糊严实，春天再解放出来。沙枣树随着我们的成长，也逐渐长大了，每年不仅带给我们沁心的花香，还有成串的沙枣。当母亲决定用这棵还没有完全长成的沙枣树做地桌时，我们都不乐意。想想它在我们的照顾下一点一点地成长，犹如看顾着自己的兄弟一样，哪里舍得?要树，还是要地桌?母亲让我们自己选择。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抵抗住地桌的诱惑，眼睁睁看着父亲用板斧砍倒了这棵倾注着我们心血的沙枣树。我们没让父亲挖掉沙枣树的根。从根部发起来的枝条，成了我们新的寄托。
母亲请来木工，将晾晒干燥的树身刨成板子。看着可怜的沙枣树变成几块窄窄的木板，我觉得自己像杀人凶手一般可恶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那几块板子只够拼一张桌面，四条桌腿是用一个破旧的门框凑的。地桌摆放在屋里，似乎让家里的日子又好了几成。没有钱油漆，一张原木地桌，散发着树木的清香。做地桌的手工钱，是用半袋子麦子顶的。一张不大的地桌，只能容下两个人在上面写作业。我们大小四个都争，母亲只好让我们轮流使用。过年有了地桌，尽管没有坐的凳子，心里还是盛着满满的高兴。我们围在父母身边，站在地桌四周津津有味地吃着年夜饭。
三
与年有关的记忆，和自己当时能够拥有的东西总是紧密相关。
大哥家的儿子和我一样大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。可能是我在大伯家的时间更多一些，七十多岁的大妈疼爱自己孙子的同时，连带着把我一块儿疼爱了。二哥过年回来，扛一个大旅行包，里面装着给大伯大妈买的东西，各种样式的点心少不了。大妈把点心锁在一个小箱子里，时常偷偷地给她孙子和我吃一点。五六岁的人不知道好歹，更不懂看别人的脸色，吃惯了嘴的我，去大妈家就更勤了。有时，我也能帮大妈倒炉灰，或者和一盆压火的煤泥。干完活，大妈就给我一块点心。我悄悄躲在大妈家的门后吃完，再去找她孙子玩耍，大妈不让我告诉她孙子。兄弟姐妹都不知道我为啥爱去大伯家，父母也顾不上多管我。我不用照看弟弟妹妹，除了每天要挑三筐猪菜外，记得回家吃饭就行了。我不记得大伯是怎么死的。只记得大妈上炕准备睡觉时，在炕沿上磕了磕鞋底的土，突然吐起了血，还没有来得及叫医生，人就没气了。等我一大早赶过去，大妈已经躺在了门板上，地上的血迹依稀可见。将近四十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大妈给我拿点心时的神态，心里还会产生那种温暖的感觉。
大哥在过年的时候，用一个大碗装上水果糖，拿一沓一毛钱的票子，还有一把红红的零散的小鞭炮，让他的七个娃娃排成一行。我站在旁边看着那些东西，眼里充满渴望和期盼。大哥也没有把我当外人，让我也排在了队里。先是每人三粒糖果，然后是每人一张毛票。小鞭炮对我的吸引力也很大，但是我已经有了糖果和毛票，没有小鞭炮也可以。大哥还是将四个小鞭炮放到了我手里，我不知道对大哥说声谢谢，只是感激地笑了。
我前脚出门，大哥家那几个黄毛丫头后脚就跟出来，向我索要那张毛票，我威胁说要把她们向我要钱的事告诉我大哥，她们只好乖乖地放我回家。我一路连笑带蹦地跑回家，晚上睡觉把那几粒糖果和一张毛票藏了又藏。糖果用刀破开，我们一人分一点;小鞭炮传来传去，就把火信子给弄下来了，只好将火药剥出来，用火柴燃出一团火花。至于那张毛票，七藏八拽得到头来连自己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，鼻涕眼泪抹一通也就过去了。
大哥家的娃娃，如今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娃娃。我偶尔碰到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子，扯起这些往事时，我们笑得肚子疼，一旁的大哥却莫名其妙，不明就里。他哪里知道这些悲喜交加的往事呢?那时我们盼望过年的心情，的确可以用斗量啊!
四
随着我们的成长，哥哥和姐姐一个接一个地有了工作。
过年时，母亲的那个描花大红柜里，开始有了大妈那个箱子里曾经的内容。哥哥和姐姐买回来的东西，母亲总是习惯性地锁进柜子里，细水长流地分给我们吃。有时，拿出已经长了毛的点心和坏了的水果时，母亲又埋怨我们怎么不提醒她。可能是一直以来形成的习惯，只要母亲不给我们吃，我们也不追着母亲要。
记得自己那时已经上初中了，过完年后觉得柜子里应该还有吃的，趁母亲春耕平地不在家，我用一把铲子将柜盖间的缝隙撬大，却不小心将锁柄弄弯了。我让小弟从缝隙里伸手进去拿吃的，只摸出来几个枣子和核桃，算是暂时解决了馋嘴的问题。已经走形的锁柄，怎么也恢复不了原样。我怕母亲发现后打我，就多给了小弟一个核桃，让他把撬柜扭锁的事承担下来。小弟想着母亲不会打他，手里拿着那个让我眼热的核桃，很痛快地答应了。谁知母亲晚上就发现了柜锁变形的事，看我们都睡下了，就没有言语。其实，我一直在悄悄观察母亲的举止，发现不妙就得赶快逃向门外，或者躲进柜与炕之间的那个夹缝里，让母亲掐不着自己的屁股。我们有谁犯了错误，首先遭殃的就是屁股，屁股被掐一次疼好几天，让我们增长记性不敢轻易犯错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刚洗完脸，就发现母亲的脸色不对。我还没有来得及躲进夹缝里，就被母亲薅在了手里。后来，母亲把我给她买的东西收进那个描花大红柜时，想起被母亲掐屁股的事，我就笑着问她为啥把东西看得比人金贵。母亲说当时的条件太差了，我们兄弟姐妹又多，不管着些，还不闹翻天?再说了，不打不骂，我们怎么能成才!我说现在啥都不缺了，怎么还要放柜子里呢?母亲说是数年养成的习惯，苦日子过怕了，总觉得把东西放进柜子，心里才踏实。当母亲拿起挂着小铃铛的钥匙，打开年代久远的锁头，从柜子里拿出点心给孙女们时，孙女们都摇着头说吃烦了，不想吃。母亲就从我们经历过的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讲起，她才开了头，孙女们早没了身影。望着躲开的孙女，母亲的神情颇为失落。
不觉间，柜子上的锁头不见了。描花大红柜的油漆，已经变得黯然无光。描摹这些花样的人，也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。那个董姓的油漆匠却不知道，这些虽已残败的花枝上，依旧留有他生命的痕迹。每次说起柜子的事，母亲都会重提董漆匠，哀叹光阴快得赶也赶不上，还没有觉得怎样呢，就已经活过七老八十了!是的，这个描花大红柜已经无法盛下现在的日子，因为它和父母共同历经沧桑，然后一起衰老。
五
与过年记忆有关的，还有燎骚干。这是一个带有集体意义的年节活动。
我们那时候过年，正月十五要燎骚干。村里大人娃娃、男男女女排一溜长队，点燃一堆麦草，或者一堆白刺，排队的人轮流从上面往过去跳，边跳边喊：燎骚干了!一直跳到没有火苗了，就由几个大人用铁锨像秋天扬麦子一样，扬一锨还有火星的紫灰。扬起的还带有火星的柴灰，像一群闪闪发光的流星从高处倾泻而下，周围的人就扯着嗓子高喊：麦子花、玉米花、荞麦花、高梁花……只要能想起来什么花，尽管喊出来，祈求新的一年里，能够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火星越多，表示来年的收成越好。那时，远远近近的村子里，很少能够看到和听到炮仗爆出的火花和鸣响，只有这种祈福的喊声此起彼伏，间杂着人们畅然的欢笑。无论何时何地、何年何月，人们期盼好日子的心情，是一样一样的。
记得屋后那条被野草遮蔽的小渠沟，每到盛夏来临，鼓噪的蛙鸣在夜里流淌不休，各色各样的野花恣意开放。暑假期间，我领着城里姑姑家的小表妹，看她扑向野花的神态，听她好奇的惊叫。我和堂弟帮她抓大个儿蚂蚱。当我们把张牙舞爪的大蚂蚱拿给她时，她扔下满怀的野花，大哭着往家里跑去。看她逃跑的样子，我们大笑不止。谁知小表妹就像她摘下的那些野花，十岁那年因白血病永远离我们而去了。从此之后，每到夏天看着四处盛开的野花时，我就会想起小表妹摘花时的样子，心里有几多怅失。我还记得给母亲送茶水的往事。只要听到悠悠的呼唤，那肯定是母亲口渴了。我便抄起贴花瓷壶(那把贴花瓷壶，至今依然摆放在母亲屋里的描花大红柜上)，顺着渠边的小路去给母亲送茶。而今，小渠变成了大沟，两边栽上了速生树木。往昔的小路不知隐身何处，没有了杂草，没有了野花，没有了蛙鸣，更没有了小表妹的身影。当初要盖土坯屋，全村的人都过来帮忙;地界你占了他家的一点儿，他占了你家的一点儿，谁都不会在乎。乡里乡亲串门子推门就进，甚至端着饭碗去邻居家。过年更没有太客气的话要说，进门你就吃，有啥稀罕的东西，主家都会热忱地端出来让你尝尝。现在，村里当初散落的土坯房早没了踪影，整齐的砖瓦房在宽阔的乡间道路两边排列有序。房舍宽敞了，田地规整了，房屋不能自由散漫地盖了。我家门前那条弯曲不平的土路，也变成了平展展的柏油路。原本在城市里的年夜才能看到的璀璨焰火，此刻就在乡村的年夜尽情展示它灿烂不羁的身姿。
乡村正在脱去质朴的外表，已经有了城市的气息。似乎是不知不觉中，乡村的日子过出了城里的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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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方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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