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南海听涛”专栏(六)
作者简介：李传芳，1958年生，海南省儋州人，研究生学历。生于困难时期，长在动乱年代，下过乡，当过农民、工人、教师、警察。曾任琼中县、陵水县、琼山市，海口市琼山区、龙华区公安局局长，海口市司法局局长，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、三级警监。现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当代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席、书画专业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海南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海南作家协会会员。
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。2001年被中央组织部、人事劳动资源部、全国文明办评为“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”。
2018年创作长篇纪实文学《公安局长日记》，由群众出版社出版。
难忘故乡情
母亲回故乡的头一天，故乡儋州市排浦镇沙沟沙脊村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。临近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半边天都是红红的。我们村的人说，那天落水(儋州话:下雨)是罕见的多，天空是罕见的红。
第二天，当村里父老乡亲得知我母亲病重准备回来时，从村支书到村长到学校教师、学生，到我的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，都不约而同地在杂草丛生的我家祖宗屋清理。
由于昨天雨水大，整个院子泥泞不堪。村里人不得已调来挖掘机平整，不到一个上午就把整个院子都清理完了。祖宗屋也收拾整洁了。整个屋虽然矮小，但能呈现出老宅的模样，屋大梁上的一行字非常清晰，是正楷，有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《汲黯传》的神韵，落款是癸卯年。我便知祖宗屋是一九〇三年建的。
同日上午，我在省中医院的ICU病房看了母亲，我对她说：“妈，我是妚凡，你要配合医生好好治疗。”母亲点了点头。
当时我心里还抱有一线希望。可下午医生却说我妈要及时送回家。母亲就这样匆匆地被扎着吸管躺在120救护车往老家赶。车到了排浦往我村的那条省道，由于海花岛的建设每天都有许多重车压路，一路上路况极差，颠簸不已。
母亲在半昏迷状态中一直坚持着含着一口气回家。到了老屋，母亲终于松了最后的口气。就这样，母亲带着她的痛苦、她的愿望和她一生的忍辱负重，走完了她那94载的人生路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她最近几次梦中，都有我父亲叫她回去。她终于实现了与50多年前去世安眠于此的她深爱着的我父亲相会。
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，上午还在跟母亲讲话，下午就成母子阴阳两隔了。我如果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去旅游那半个月了，只求得这半个月好好地与母亲聊聊天。而这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。
我妈走的不是时候，因为疫情她能回来确实不易。我们对儋州市和排浦镇两级领导做出过承诺：一是不设酒宴;二是不聚集人员;三是尽快入土。后来我们都做到了。
但这也难了村干部，特别是村委会支书郭孔敏。他既要照顾到我们的感受，又要严格地执行排浦镇委防疫工作的指示精神。知道村里不论亲戚或是村民都要来祭拜我母亲，全村两千多人口，如都过来了，书记从防疫考虑就难向上级交代了。所以那几天最忙的也是他，既要来我家帮忙，又要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，让他们分批或者打电话方式表达哀悼。
村里有个习惯，本村里有哪个有影响力的人离世了，村里年老的且有威望的、有一定文化的父老乡亲，就要为逝者给出适当的字，他们给我母亲的字是“慈育”。
我认为这二字对我母亲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父亲68年被造反派迫害去世后，三十来岁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，走过艰辛，历尽屈辱苦难。可以说，母亲对一个家庭所能奉献的已超过了一个女人的极限，母亲所能给予我们几个儿女的已超过了一个母亲的极限。母亲一生慈祥、勤俭、宽容。她以她独特的教育方法，抚育我们儿女健康地成长。
我在摇篮里开始打呼噜，我母亲很担心。我父亲说打呼噜不算什么，冯将军的呼噜声响彻十里八乡。我母亲在我懂事时就告诉我这些，使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一个愿望，长大了我要当将军。
在我10岁左右，有一次母亲带我逛海口东门市场。不一会儿，她叫我一个人回新埠岛娘家。开始我不敢去，她骂我说，长这么大了还不自己走回去。我只好非常不乐意地、忐忑不安地向新埠岛方向走，边问路边走。
那时没有新埠桥，要轮渡过去，还要走过几个村庄才到我妈老家二甲村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母亲在锻炼我的胆量，我独自行走的能力。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经常带我看琼剧《张文秀》。看多了，内容记得非常清楚。故事说的是张文秀是个寒酸书生，多年的苦读赶考后，双手空空回到与他订婚的三姐家，要给他的准岳父拜寿。三姐全家看到张文秀落魄的样子，其准岳父、准大姐大姐夫、二姐二姐夫都不认他，要赶他出门，说无寿可拜。
这时，门外敲锣打鼓一帮人进了三姐家，给新科状元张文秀穿戴状元服。三姐家人见状，全部人都跪在张文秀面前。准岳父则叫姑爷。张文秀没有理他，径自带着三姐走了。
故事大概就是这样。可我却读懂了故事里人生的世态炎凉，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。
母亲虽然年迈了，但脑子非常清晰。她时常提醒我们注意人情世故，包括工作上注意什么。我们私下里都说，妈妈在“垂帘听政”。一次她看到电视反腐片时，喃喃地说：“现在人需要的不多，想要的多。”
母亲的后事办完后，由于疫情回不了海口，只能呆在村里，一呆就近二十天。
镇里市场封了，没有菜买，怎么过?
我们正纳闷着，只见村里的乡亲们第二天就不约而同地把家里存有的西瓜皮、咸肉、干鱼虾、红豆、海带……能拿的都拿出来给我们。白天禁止下海抓鱼，他们就偷偷晚上去，抓到鱼后送给我们。
我有一位下乡时经常带我去抓鱼的小伙伴叫李昭土，与我感情很深，前几年因病去世了。他小孩李崇武在他卖鱼的鱼池里，抓了很稀缺的又好又大的鱼送给我们。
所以，滞留在村的十多天里，哪怕是封了市场，我们还是吃得非常丰盛的。村民郭高坚知道我有高血压和高血糖病，就与他老婆上山挖治这两种病的树根晒干煮水给我喝。喝后症状是好了很多。
那些天里，每天都有人请我们吃饭。这使我想起每年春节拜年时，在一起刚坐下来吃饭，又被另一家的人拉去再吃。一个村一个村轮流做东，拜年从初一排到三十，我们村排到正月十六。只是近些年改革了，村里的拜年排到初六了。
人们常说：“父母在哪，家就在哪。”我母亲回到老家与父亲在一起了，我们的家也就在这里了。虽然我们没生于斯长于斯，但有父母在，村里的父老乡亲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会常回家看看。
编辑：刘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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